1945年10月，延安王家坪，毛泽东从重庆谈判归来后，身体渐渐垮了下来。旁人看到他手脚发抖、夜里难以入睡，心里难免担忧：这场病，究竟是旅途劳顿，还是另有缘故？ 重庆谈判历时43天。毛泽东于8月28日抵达重庆，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《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》，次日离渝返回延安。一路上，谈判、会见、宴请接连不断，背后又是复杂的政治较量。人回来了，绷紧的神经却未必能立刻松下来。 师哲当时在延安工作，后来回忆，毛泽东病中常有寒战，手脚痉挛，冷汗不断，睡眠也很差。他让人用湿毛巾敷头，仍难缓解。病来得凶，消息传开后，有人猜测他在重庆期间遭人下毒。 这种怀疑并非毫无来由。谈判期间，国共之间互信有限，安全问题始终牵动随行人员的心。周恩来曾担心宴席上的酒水被人动手脚，遇到敬酒时，往往主动替毛泽东挡下。重庆多次设宴，周恩来常坐在毛泽东身旁，敬酒时上前代饮。 但“有人怀疑”不能代替诊断。师哲把疑虑转告苏联医生，请他们留意检查。医生认为，毒物若经过较长时间才显出症状，不能只凭传闻下结论；结合检查情况，毛泽东的病更像是长期劳累、精神高度紧张所致。这里的关键，不是替任何一方作断言，而是医生依据当时掌握的身体状况作判断。 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。师哲请示后向苏联方面求助，苏方派内科医生阿洛夫、外科医生米尔尼科夫前往延安，毛岸英也随行回国。医生到达后为毛泽东检查，并提供药物和护理建议，核心办法仍是减少操劳、安心休养。 毛岸英多年未与父亲相见。飞机抵达时，毛泽东前去迎接，见到穿苏联军装的儿子，十分高兴。分别多年后的重逢，当然不能替代治疗，却给病中的毛泽东带来安慰。医生的专业照料与家人的陪伴，都有助于恢复。 休息并不容易。1946年3月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到延安，毛泽东参与接待，身体又感到疲惫。次日清晨，他请阿洛夫来看诊，还说明前一晚宴请之后体力没有恢复。医生没有随身带听诊器，毛泽东并未责怪，反而招呼他坐下喝茶。这件小事，显出病中仍有的从容，也说明他的身体确实经不起额外消耗。 有意思的是，病情的起伏与工作压力颇有关联。1946年6月，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，局势骤然紧张，毛泽东又投入繁重工作。身体仿佛能暂时压住疲惫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的病是装出来的，更不能据此推断病因已经消失。重大事务在前，休息往往被挤到一旁，这是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共同面临的处境。 苏联医生还组织毛泽东到延安近郊走动。1946年初的一次外出中，他观察当地地貌和碑刻，也到附近学校看看。适度活动让生活节奏稍稍舒缓。后来，医生还为延安其他同志检查身体，任弼时的健康问题也受到关注，毛泽东听后颇为忧虑。 把重庆的安全疑虑与延安的病情连在一起，确实容易产生戏剧性的解释。可现有回忆材料呈现出的，是一场发生在连续奔波和高度紧张之后的疾病；苏联医生检查后，也将主要原因指向过度劳累与精神压力。下毒之说流传过，却没有可靠证据能够坐实。比传闻更值得注意的，是那段岁月里，谈判桌上的戒备并未因签字而消散，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肩负着沉重事务，身体终于发出了警报。 特别
